《启迪观察》| 德国：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兴起——打造互联网帝国
2018-01-17 来源：未知 点击：1065次
前言：几个巨型企业的主导地位反映了全球资本和市场力量不断集中的趋势，尤其是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美国，市值排名前五的公司现在都是科技公司，这些科技公司正在向其他行业渗透，并不断给传统行业施加压力。同样，中国的科技巨头现在也是国内兼并收购活动的主力军。他们也正在向各个行业进军。
中国政府的在线审查以及网络监管活动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虽然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大力干预令人关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的私有企业，它们相对来说更为灵活，其领先技术已经开始真正走出国门。在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及国家IT 发展战略的政策支持下，中国互联网科技部门正在利用本国快速增长的市场积蓄力量，借助全球网络推动创新。
中国互联网的传奇故事的核心架构，其实是一个从硅谷设计平台中独立发展起来的在线生态系统。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多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干预和保护支持，又有多大程度得益于中国企业的本土市场知识和创业动力，这个问题还有待商榷。无论如何，现在中国自身的网络平台已经与美国设计的美式平台拉开了差距，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例如适用于移动设备的应用程序、“线上线下”服务和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国现在已占领了全球数字支付市场的一半的份额，以及全球在线贷款市场的四分之三。而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大部分的个人生活消费和工作消费都通过综合网络平台完成。随着智能手机的应用，整个中国社会正在迈向以移动设备为载体的数字时代，中国本土智能手机制造商正在加紧赶超全球领先的生产厂商。
中国拥有7亿互联网用户，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酵，推动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创业环境的诞生。在过去三年间 ，由于私人风险资本投资浪潮的兴起，以及国家支持的复合型资金和国家扶持型孵化器数量的激增，中国境内已经产生了 34个独角兽企业 （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私营企业） 。相比这一惊人的增长，更让人不容忽视的是，如今其中一些企业在规模上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类似企业——例如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社交媒体巨头腾讯各自的市值均超过了2500亿美元。阿里、腾讯，再加上搜索引擎百度，共同形成了中国在线服务行业“三巨头”。 它们投资和购买初创企业的野心甚至超过了硅谷的同行们。
这几个巨型企业的主导地位反映了全球资本和市场力量不断集中的趋势，尤其是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美国，市值排名前五的公司现在都是科技公司，这些科技公司正在向其他行业渗透，并不断给传统行业施加压力。例如在汽车行业，技术趋势迫使传统的汽车企业与年轻的互联网巨头合作，从而保持自身竞争力。
同样，中国的科技巨头现在也是国内兼并收购活动的主力军。他们也正在向各个行业进军，比如医疗行业和机器人开发制造行业，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自动驾驶汽车行业。网络连接在汽车使用中的作用和需求，以及开发人工智能所需的大量数据，使得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在前数字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产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淘汰了国外的竞争者，本土移动拼车应用滴滴出行收购了Uber的中国业务，给企图征服中国市场的美国科技公司带来了致命的一击。国外汽车制造商、电池制造商和导航系统供应商则可能会是中资企业的下一个目标，因为中国正在努力利用其独特的在线生态系统建立一个以技术和企业为依托的可见的“车联网”。
然而，鉴于之前在其他行业国家产业政策曾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国家在资金上对数字产业的过度支持确实有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公开欺诈等问题。中国大量现金流入的风险投资行业不仅铸成了一些损失惨重的失败案例，还导致了一些成功的企业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却忽视盈利能力的现象。正如作为当前主要劳动力的“90后”（相当于千禧一代）一样，大多数中国互联网企业只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成长，而在这期间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尽管它们并未经历过2000-2002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这样的严峻考验。2016年，情况似乎开始有了变化，私人投资者对互联网初创企业的投资热情开始冷却，从起初的对独角兽企业青睐有加，转而开始避开濒临死亡的企业。这一情况又同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相同，对于过高的估值和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等的担忧，抑制了投资者的热情。但在中国，通过推动服务和技术创新来刺激放缓的经济意味着国家可能会继续向互联网行业注入资金，从而再次引发资产泡沫，加剧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膨胀的困境。
尽管如此，中国的企业应该利用这股创业的活力和决心来保持发展势头。“永久性战争状态”，百度首席科学家是这样描述当今中国的创业环境的。相比之下，现在的硅谷则被普遍认为太养尊处优，过于自满。一位观察员指出，在HBO喜剧中描述的创业公司在中国将根本无法生存。一份外泄的阿里巴巴应对企鹅入侵（指腾讯进军电商领域）的备忘录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现在的商业环境。备忘录中提到要将战火引到对手的栖息地，并最终将其击灭。这种激烈的竞争也反映在中国各省争夺启动人才与资金的竞争中，同时也意味着数字经济时代将成为中国经济演化的下一个阶段。
科技产业也将受益于政府整体经济计划。中国政府不仅仅试图把车辆网数字化，而且试图将整个制造业数字化，以此来确保中国在面临工资上涨、人口老龄化和国外技术进步等现实情况下依然保持鲜活的竞争力。只要能够对中国制造业的一小部分实现数字化，那就将为提供数据管理和连接服务的公司开辟全新的视野。深圳作为中国的电子制造中心已经有了快速原型模型，证明了将数字技术与灵活且已成规模的中国制造业相结合所蕴藏的巨大潜力。
此外，科技产业越来越多地与在政治经济中保留特权的国有企业联系起来。2016年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募集100亿美元的资金（是北美地区的两倍以上）中，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对于这些国有企业，与互联网服务公司的整合有利于提高利润、升级技术系统，从而使自己达到国际竞争水平。对于科技公司来说，这种结合提供了稳定的资金和政治影响力，虽然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掌握在科技公司自己手中——腾讯董事长在推动中央政府“互联网+”工业政策方面的影响标志着科技公司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开始发挥影响力。
国家已经明确将科技企业家列入国家议程，目前为止主要是通过审查与指示来合作“净化”互联网。但是，领先的科技公司正试图利用其庞大的用户数据尝试建立信用评级系统，如果中国企业成功整合，它将给个人监控和社会控制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而中国的政治经济更是优先奖励积极推动国家政策的企业和个人。
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的态度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科技企业与政府合作，满足政府要求的能力（与美国技术企业形成鲜明对比 ）。他和政府打交道有一条明确的政策—— 要爱政府，但不要嫁给政府。他主张使用大数据进行预防犯罪，根据现有的政府领导的项目开发类似《少数派报告》中的软件来预测渎职，并将阿里巴巴在马来西亚的新电子商务中心作为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的外交政策理念。
尽管国有企业和学术界均在与互联网公司争夺稀有人才的竞争中受挫，但科技企业也在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战略性研究项目开发和利用数字化经济带来的好处。例如，阿里巴巴正在与中国石化和中国移动合作开发云计算服务和大数据分析，并与国防巨头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合作推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商业化项目。
然而私营企业推动中国走向技术前沿的关键领域是人工智能。作为“当今最大的商机”，人工智能开发自然是中国拥有大量资金和数据的互联网巨头优先投资之选。百度是首个开发人工智能的中国企业，已被委任牵头中国国家深度学习实验室。百度誓言响应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的号召，通过由政府支持的“阿波罗计划”，让中国成为人工智能世界的领导者。在中国的科技和国防规划建设中，人工智能是毫无疑问的重中之重——鉴于美国正在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用途，相信用不了多久，中国也会跟随美国的脚步将科技企业纳入国防创新的队伍。
引用百度前首席科学家吴恩达的话，“谁赢了人工智能，谁就会赢得互联网”。然而，吴恩达本人（斯坦福大学教授，原谷歌大脑项目的负责人，直至上个月，一直负责百度的研究实验室 ）也明确承认，中国的科技行业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形成的。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的技术行业将会在国际上产生怎样的影响，则将是下一个有待研究的话题。
本文作者 JohnLee 曾是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访问学者，研究经济和技术、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他毕业于墨尔本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修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法。此前他曾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工作并发表论文。
中国政府的在线审查以及网络监管活动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虽然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大力干预令人关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的私有企业，它们相对来说更为灵活，其领先技术已经开始真正走出国门。在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及国家IT 发展战略的政策支持下，中国互联网科技部门正在利用本国快速增长的市场积蓄力量，借助全球网络推动创新。
中国互联网的传奇故事的核心架构，其实是一个从硅谷设计平台中独立发展起来的在线生态系统。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多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干预和保护支持，又有多大程度得益于中国企业的本土市场知识和创业动力，这个问题还有待商榷。无论如何，现在中国自身的网络平台已经与美国设计的美式平台拉开了差距，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例如适用于移动设备的应用程序、“线上线下”服务和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国现在已占领了全球数字支付市场的一半的份额，以及全球在线贷款市场的四分之三。而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大部分的个人生活消费和工作消费都通过综合网络平台完成。随着智能手机的应用，整个中国社会正在迈向以移动设备为载体的数字时代，中国本土智能手机制造商正在加紧赶超全球领先的生产厂商。
中国拥有7亿互联网用户，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酵，推动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创业环境的诞生。在过去三年间 ，由于私人风险资本投资浪潮的兴起，以及国家支持的复合型资金和国家扶持型孵化器数量的激增，中国境内已经产生了 34个独角兽企业 （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私营企业） 。相比这一惊人的增长，更让人不容忽视的是，如今其中一些企业在规模上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类似企业——例如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社交媒体巨头腾讯各自的市值均超过了2500亿美元。阿里、腾讯，再加上搜索引擎百度，共同形成了中国在线服务行业“三巨头”。 它们投资和购买初创企业的野心甚至超过了硅谷的同行们。
这几个巨型企业的主导地位反映了全球资本和市场力量不断集中的趋势，尤其是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美国，市值排名前五的公司现在都是科技公司，这些科技公司正在向其他行业渗透，并不断给传统行业施加压力。例如在汽车行业，技术趋势迫使传统的汽车企业与年轻的互联网巨头合作，从而保持自身竞争力。
同样，中国的科技巨头现在也是国内兼并收购活动的主力军。他们也正在向各个行业进军，比如医疗行业和机器人开发制造行业，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自动驾驶汽车行业。网络连接在汽车使用中的作用和需求，以及开发人工智能所需的大量数据，使得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在前数字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产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淘汰了国外的竞争者，本土移动拼车应用滴滴出行收购了Uber的中国业务，给企图征服中国市场的美国科技公司带来了致命的一击。国外汽车制造商、电池制造商和导航系统供应商则可能会是中资企业的下一个目标，因为中国正在努力利用其独特的在线生态系统建立一个以技术和企业为依托的可见的“车联网”。
然而，鉴于之前在其他行业国家产业政策曾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国家在资金上对数字产业的过度支持确实有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公开欺诈等问题。中国大量现金流入的风险投资行业不仅铸成了一些损失惨重的失败案例，还导致了一些成功的企业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却忽视盈利能力的现象。正如作为当前主要劳动力的“90后”（相当于千禧一代）一样，大多数中国互联网企业只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成长，而在这期间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尽管它们并未经历过2000-2002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这样的严峻考验。2016年，情况似乎开始有了变化，私人投资者对互联网初创企业的投资热情开始冷却，从起初的对独角兽企业青睐有加，转而开始避开濒临死亡的企业。这一情况又同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相同，对于过高的估值和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等的担忧，抑制了投资者的热情。但在中国，通过推动服务和技术创新来刺激放缓的经济意味着国家可能会继续向互联网行业注入资金，从而再次引发资产泡沫，加剧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膨胀的困境。
尽管如此，中国的企业应该利用这股创业的活力和决心来保持发展势头。“永久性战争状态”，百度首席科学家是这样描述当今中国的创业环境的。相比之下，现在的硅谷则被普遍认为太养尊处优，过于自满。一位观察员指出，在HBO喜剧中描述的创业公司在中国将根本无法生存。一份外泄的阿里巴巴应对企鹅入侵（指腾讯进军电商领域）的备忘录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现在的商业环境。备忘录中提到要将战火引到对手的栖息地，并最终将其击灭。这种激烈的竞争也反映在中国各省争夺启动人才与资金的竞争中，同时也意味着数字经济时代将成为中国经济演化的下一个阶段。
科技产业也将受益于政府整体经济计划。中国政府不仅仅试图把车辆网数字化，而且试图将整个制造业数字化，以此来确保中国在面临工资上涨、人口老龄化和国外技术进步等现实情况下依然保持鲜活的竞争力。只要能够对中国制造业的一小部分实现数字化，那就将为提供数据管理和连接服务的公司开辟全新的视野。深圳作为中国的电子制造中心已经有了快速原型模型，证明了将数字技术与灵活且已成规模的中国制造业相结合所蕴藏的巨大潜力。
此外，科技产业越来越多地与在政治经济中保留特权的国有企业联系起来。2016年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募集100亿美元的资金（是北美地区的两倍以上）中，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对于这些国有企业，与互联网服务公司的整合有利于提高利润、升级技术系统，从而使自己达到国际竞争水平。对于科技公司来说，这种结合提供了稳定的资金和政治影响力，虽然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掌握在科技公司自己手中——腾讯董事长在推动中央政府“互联网+”工业政策方面的影响标志着科技公司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开始发挥影响力。
国家已经明确将科技企业家列入国家议程，目前为止主要是通过审查与指示来合作“净化”互联网。但是，领先的科技公司正试图利用其庞大的用户数据尝试建立信用评级系统，如果中国企业成功整合，它将给个人监控和社会控制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而中国的政治经济更是优先奖励积极推动国家政策的企业和个人。
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的态度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科技企业与政府合作，满足政府要求的能力（与美国技术企业形成鲜明对比 ）。他和政府打交道有一条明确的政策—— 要爱政府，但不要嫁给政府。他主张使用大数据进行预防犯罪，根据现有的政府领导的项目开发类似《少数派报告》中的软件来预测渎职，并将阿里巴巴在马来西亚的新电子商务中心作为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的外交政策理念。
尽管国有企业和学术界均在与互联网公司争夺稀有人才的竞争中受挫，但科技企业也在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战略性研究项目开发和利用数字化经济带来的好处。例如，阿里巴巴正在与中国石化和中国移动合作开发云计算服务和大数据分析，并与国防巨头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合作推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商业化项目。
然而私营企业推动中国走向技术前沿的关键领域是人工智能。作为“当今最大的商机”，人工智能开发自然是中国拥有大量资金和数据的互联网巨头优先投资之选。百度是首个开发人工智能的中国企业，已被委任牵头中国国家深度学习实验室。百度誓言响应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的号召，通过由政府支持的“阿波罗计划”，让中国成为人工智能世界的领导者。在中国的科技和国防规划建设中，人工智能是毫无疑问的重中之重——鉴于美国正在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用途，相信用不了多久，中国也会跟随美国的脚步将科技企业纳入国防创新的队伍。
引用百度前首席科学家吴恩达的话，“谁赢了人工智能，谁就会赢得互联网”。然而，吴恩达本人（斯坦福大学教授，原谷歌大脑项目的负责人，直至上个月，一直负责百度的研究实验室 ）也明确承认，中国的科技行业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形成的。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的技术行业将会在国际上产生怎样的影响，则将是下一个有待研究的话题。
本文作者 JohnLee 曾是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访问学者，研究经济和技术、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他毕业于墨尔本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修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法。此前他曾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工作并发表论文。
